姚松炎當選-打破建制壟斷以後的啟示

今屆立法會選舉，有不少出人意表的爆冷結果。其中，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功能界別 (「建測規園界」) 的姚松炎便是其一。姚松炎於15年區議會選舉中，在港島南區置富選區，以些微的500票左右，輸給尋求連任的當區區議員。今次立會選舉捲土重來，壓倒尋求連任的謝偉詮，以及前建築師學會會長林雲峰，以2400多票成功當選。

「建測規園界」的選民包括了香港建築師學會、測量師學會、規劃師學會和園景建築師學會的會員。在今屆的選屆中，一共有7371位選民，比上屆多出500多人。這個界別一直以來都是由建制派所壟斷。而且歷屆的當選人都有學會背景。事實上，自回歸以來，所有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議員，都是建築師學會或測量師學會的前會長。但姚松炎既非任何專業學會的前會長，亦非如一般學會成員一樣全職從事專業服務（姚是大學教授）。因此，今次姚松炎當選，除了代表非建制派搶灘成功之外，其實更關鍵的一點，是他打破了學會的壟斷。

既然如此，我們可否將姚的當選解讀成學會會員，對所屬的專業學會已經產成離心力呢？這個情況我認為並不能夠排除。回歸以來，每次當選的議員都是學會前會長的現象，很容易明白。原因之一，是會長在任內和學會成員，必定已經打好良好的關係。因此，這些人脈很容易就可以轉化成功能組別中的選民基礎。因此，「外人」要打入這個圈子，雖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但圈中人至少有一定的優勢。

姚松炎既然以學會「素人」的角色參選，行了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聚焦專業人仕和學人的社會面向，提出多項倡議，講規劃和環保保育並行，講社區參與，講「在地」行動，講共享城市、共享經濟等等。這個做法，可以將集中他身上的一些，和學會參與度有關的攻擊，轉化成長處。筆者本來亦對這個消極的打法，有一定的保留。畢竟，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中的選民，有不少都是比較資深的專業人仕，這個策略對他們來說，未必很吸引。然而，政治往往出人意表，從姚松炎最後當選的這個現象來看，「建測規園界」中的專業人仕之中，專注商業化和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傳統主流思想，已經一定程度轉移至重視專業人仕社會責任的本位之上。

專業人士和公共學人，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環節。現在議會之中多了一個有這樣身份的議員，代表界別中的選民認同專業人仕要為社會發聲，甚至主動提出倡議。學會和議會議席的關係被打破，長遠來看對學會百利而無一害。沒有了政治的枷鎖，學會可以在社會議題上更自由的表達意見，不用怕得罪政府或財團之後，在選戰中被報復。而且，姚松炎的當選某程度上亦是學會成員的民意，專業人仕並非要事事中立，而是可以，甚至更應該就一些和專業有關的社會議題，如城市規劃、建築空間等，主動發表意見。學會其實大可以視今次選舉結果為指標，甚至民意授權，改變既有的角色和態度，這樣未嘗不是一個好現象。

完勝！日本究竟在奧運閉幕式表演中下了甚麼魔法

奧運會的最後一幕，按慣例由下一屆的主辦城市，負責表演環節。2020年奧運將會由東京主辦。日本在短短的表演之中，除了出動足球小將、Super Mario和叮噹大雄等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化icon以外，一輪精彩的歌舞表演，更顯出日本對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完全擺脫了所謂的傳統枷鎖，輕裝上陣，元勝了歷屆的交接儀式。

除了文化標誌之外，表演當中的其他元素，其實亦凸顯了日本當代文化的自信。表演環節中的歌舞，以電音配搭爵士。在拉丁美洲著名的爵士文化背景中，竟然沒有半點違和感。從曲風可以聽得出，澎湃的爵士音樂，應該是出自日本樂隊Soil and Pimp Session，亦是表演中音樂總監椎名林檎一直以來的合作夥伴。該樂隊自創了一種名為Death Jazz的音樂風格，結合了爵士樂團的輕快元素，以及重金屬搖滾的爆炸力，創造出一種獨有的聲音，充滿現代感之餘，亦有猶如置身于地下搖滾表演的感覺。編舞方面，以現代舞配合摩登剪裁的舞衣，充滿力量的動作，完全擺脫了人們（尤其是西方外國人）對日本文化和日本女性的既有想像，卻有在手舞足蹈之間，散發出日本的味道。以舞蹈配合多媒體投影和電音，是舞蹈總監Mikoko的專長。這種表演方式，亦有出現於椎名林檎的演出之中。Mikoko的舞團Elevenplay中的成員SAYA，亦經常在林檎的演唱會和MV中出現。當年有不少人認為椎名林檎的做法，難登大雅之堂，甚至以怪異來形容。經此一役之後，相信這種林檎風格的怪旦，將會成為國內外的經典。

 

以上的元素，都是民間的當代流行文化，滋養十數年累積下來的軟實力。全場的表演，只有短短的十分鐘左右，沒有任何一處硬銷過所謂的日本傳統，卻散發陣陣的大和文化，更希望延續1964年東京奧運的經典。如此的文化自信和悠然，不卑不亢，令人驚歎。東方文化中的細膩和明敏，正正就是這個模樣。日本有今日的文化實力，是源自20世紀初以來，對自身傳統文化源流的深刻思考和反省，解決了現代和傳統的衝突和融合。其實自「陽明學」在明朝傳入日本以來，中華文化的精神底氣早已流入大和文化。在另一個平衡宇宙中，當代的中國或許可以像日本一樣自信。文化上日本的輕裝上陣，殺中國一個措手不及，隨時要取代北京奧運的地位，成為亞洲城市舉辦奧運的經典。昨天的交接表演，看來又不知傷了幾多個渴望大國崛起的玻璃心。

「自古以來」的拔火罐？

圖：菲比斯instagram

筆者從來不是運動愛好者，因此對於四年一度的奧運會，從來沒有太大的感覺。然而，今屆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卻因為夾雜了不少的「國族認同」問題，而吸引了筆者的留意。其中比較有話題的，是美國游泳名將菲比斯身上的一個個大紅班。正當外國媒體對這些神秘紅班嘖嘖稱奇的時候，全球華人當然對此不感陌生，一眼就認出這些正是拔罐後的疤痕。

內地媒體於是紛紛報導，引起網絡一番高漲情緒，沾沾自喜的說美國奪冠因為中國的秘方，多得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中醫治療。大國掘起，洋鬼子也要向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叩頭。於是一個個「我是王者」 模樣的「驕傲的中國人」，一雪百年屈辱，吐氣揚眉的抬起頭來了。

問題是，菲比斯和其他西方選手所用的，真的是中國傳統療法中，用火來製造吸力的拔火罐？就算是，那又如何呢？

關於這一點，筆者相信有比我更專業的中醫師去解答。但至少從菲比斯的 Instagram 可以看到，他所用的是以抽氣動作製造吸力的現代版拔罐。以科學角度去將中華傳統醫療技術現代化和產業化，始於日本和香港，所用的都是西方科學。菲比斯用拔罐療傷，國人應該問為什麼自己國家沒有好好對待自己的傳統智慧，而並非單單因為西方人使用所謂「中國傳統」而感到自滿。「自古以來」並不等於當下的實力。這種情緒反映了民族主義下的扭曲心態，已經到了蒙蔽理性的地步，令人失去自我批判和檢討自己的能力。

盲目地陶醉於「自古以來」之說，只會重演晩清義和團事件。愛國拳手自以為神功護體， 殊不知鐵拳並不無敵，子彈大炮沒有怯於幾千年文明。扭曲和激化的國族情緒，非但沒有令全球各地的華人增加對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我強調，華人和中國人在身份認同上是有分歧的），反而令華人更加抗拒成為中國人。就以香港為例，今屆奧運的港人情緒就充分反映了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越走越遠的狀況。既然共同體是「想像」出來的建構^[1]，即是代表了「共同體」並不是理所當然的狀態。中國人繼續的驕傲霸道，並不會得到尊重，反而只會繼續和國際越走越遠，亦得不到其他華人社會的認同。

 

[1] 詳見 Anderson, B (1982).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Pokémon Go的城市文化速讀

Pokémon Go終於登陸香港未夠一日，我們已經可以在大街小巷看到它的影響。凡係突然停在路中心，雙目注視著電話的人，就是Pokémon訓練員。

圖：Geoffery Cheung Facebook; 攝於7月25日晚上。
早前，外國城市研究網站CityLab，將這些人稱為「訓練員漫遊者」(traîneur)。這個字改自法文「Flâneur」，有「都市漫遊者」的意思。這些「都市漫遊者」，多數是巴黎的文藝青年，在剛剛進入麾登時代的大都會遊走。他們沒有特別的目的地，只是在觀察麾登時代各式各樣的都巿文化(urban culture)。例如商場和店鋪𥚃琳瑯滿目的商品，在這個時期紛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現在市面，衝擊着城市人的感官。這些新興的麾登文化，對於當時的巴黎人來說，就如我們今天的Pokémon Go一樣，帶來前所未有的都市體驗，城市彷忽添上了特殊的能量。

「麾登」的體驗（專業一點可稱為「現代性」)在19世紀的巴黎，是以好像「碎片」的狀態，呈現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大都會之中。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視自己為一名「都市漫遊者」。他以觀察城市為己任，搜集這些「麾登」的碎片。班雅明流傳後世的文章，碎濕濕的左一忽右一忽，出名難讀。因為他未有花過時間去將這些碎片扣連起來，編輯成書。有幸當今研究班雅明的學者人才濟濟，替這位「都市漫遊者」的觀察添上註解和編輯，才能令好像筆者這些業餘的哲學愛好者，可以窺探大師的哲理。

現代城市中的各個關節之間錯綜複雜，充滿了偶發、隨機和不可預料的事。每分每秒都在發生一些對個人無關痛癢，甚至完全不為意的事情。一直到戰後，烏托邦式由上而下的都市規劃概念沒落，出現了後結構主義的論述，去解讀這種充滿偶發隨機的現代性。例如6、70年代，在英國倫敦出現了一個名為Archigram的建築創作團體。他們的「Instant City」，就幻想可以用一隻隻飛船，將舞池音響等器材，送到城市的偏僻角落，讓沉悶的城市即時地派對狂歡。Party從天而降，城市變成舞池，以遊戲人間對抗抑鬱。

圖：Archigram – Instant City
將城市變成遊樂場所，並不是Pokémon Go的原創概念。早在19世紀，已有班雅明等人創下城市漫遊的先河。以科技作為介面，將城市肌理再重新拼湊，日常空間重新編程(re-programmed)，上班下班突然成為了冒險旅程，創造新的、共同的城市體驗。可以想像得到，Pokémon Go這個遊戲，將會激發一系列的都市研究理論和論述。大前提是，我們要等學者專家們，玩完這個遊戲，才有空回到辦公桌寫論文。

前途，根本是一場幻想

中學DSE前日放榜，各大小媒體都紛紛報導，各位考生接到成績單之後的反應。重點不外乎是幾位尖子的大學選科，又或者是失落考試的學生的日後打算。幾日來，坊間充斥着「邊科邊科前途最好」，「咩科畢業最賺到錢」，或者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甚至特首的「內地院校預埋你」一類的討論。

雖然大家都識得講「成積並非最重要」，但幾乎所有的坊間討論，潛台詞都仍然是「前途」。「輸在起跑線，卻贏在起跑線」，聽落十分勵志，但大家細想一下，這個講法無非亦是將大學入到「神科」，等同於人生將會一帆風順。當然，由吃香的科目畢業，事業的開始可能會比較順𣈱一點。但有點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世道之險惡，以及每個人的際遇，真的不是任何人可以預測得到的。再講，讀書真是只是為了前途嗎？
讀者可能會覺得筆者的講法「離地」。這一點我不否認。但我們是否一定要強迫我們的年輕人，跟着我們一起「貼地」，將他們壓在地上動彈不得呢？我可以很有信心的告訴年輕人，大學科目和你的「前途」的關係，並非如此簡單。而且幾年之後的未來，真的真的真的，不是憑理性可以預測得到。因此一切在乎的，只是你的興趣！有一些科目，無論你多麼的努力，日後所得的收入，亦不比其他人在投資市場一買一賣所賺的多。好地地的醫科生，亦難保日後政府大開中門引入內地醫生搶飯碗。庸碌無能的，亦可以當個局長，以看書為己任，穩賺幾十萬一個月。如此的世道，我們還可以用理性去預測未來將會發生什麼事嗎？學生的大學選科，還應該以「前途」為準則嗎？
可悲的是，香港的中學教育（除了一些出色的個別老師之外），都不以啟發學生興趣為任。老實說，筆者遇過不少年輕人，甚至一些所謂「天子門生」的本地大學生，跟本完完全全不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個甚樣的人。大家不要誤會，這並非年輕人的錯，而跟本就是成年人的錯，不斷向年輕人灌輸「前途」的幻想，甚至是「前途」等如收入的扭曲價值觀。這或者是香港社會的普遍觀念，但絕對並非世上唯一的生活態度。令香港年輕一代失去活力的罪魁禍首，跟本就是成年人，以及我們加諸於年輕人心靈的「前途幻想」。

​ 「斷捨離」與「Less is More」

圖：佐佐木文雄 Twitter

日本一位佐佐木文雄先生，全屋只得3件恤衫4條褲，沒有任何多餘的雜物，奉行極致的簡約主義。近年在日本興起一個詞，叫「斷捨離」。這個詞由日本人山口英子所創，據她所說這是「斷行」、捨行、離行三個字的縮寫。山口是一位「雜物管理咨詢師」，她甚至擁有「斷捨離」的商標註冊，可見「斷捨離」除了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哲學，亦是一門生意。「斷捨離」的意思，是指當我們斷絕對物資的依賴，捨棄多餘的物件之後，內心亦會得到解放。的確，訪問中的佐佐木先生，指出「斷捨離」之後，反而得到更多的時間和空間，更能用心的生活。

簡約主義的鼻祖 － Hannes Meyer 1926 年的 coop zimmer 設計。比很多今日的所謂「簡約」更簡約。

簡約主義的生活態度和美學，在上世紀初已經出現。建築師談簡約，第一個想起的必然是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可惜的是近年大家對密斯太過輕率，動不動就請他出來，濫用了大師。例如我們常常以密斯的一句「Less is More」，作為大師對簡約主義的定調。其實這個講法是有點遺漏的。因為密斯的這一句，其實借用了詩人Robert Browning的詩句，來回應記者對何謂簡約主義的提問。當中的重點，不是「Less」，而是「More」。以最少的介入，對空間做最多的影響。密斯認為，空間裏的佈局和傢具，都深深影響到人在空間裏頭的流動。我們的步行時的姿勢、動作、方向、快慢等，都受到空間裏佈局和傢具的影響。因此無需任何房間和房門，都可以營造居室裏頭的各個空間，空間自由流動，同時亦形成可以滿足不同用途的角落，這就是所謂的「open plan」。大師的構想前衛，當然不是人人能接受，甚至他的客戶亦有所怨言。Dr Edith Fransworth 委托密斯為她設計一座摩登前衛的居所，卻發現大師給她的玻璃屋，連睡房有沒有一間，只有一個「睡覺的空間」(‘sleeping space’)。後來她甚至要控告密斯給她一個不能睡覺，不能添置傢具，不能擺放衣物的透明盒子。「Less」可能真的會 「More」，但未必人人頂得順。

密斯1951 年設計的 Farnsworth House

Farnsworth House 的陳設

倘在daybed 的， 懷疑就是 Edith Farnsworth 本人

另外一位簡約主義的信奉者，是Apple創辨人Steve Jobs。其中一張有關他日常生活的照片，由攝影師Diana Walker於1982年拍下。當年Steve Jobs只有27丶8歳，但已經是身家過百萬的成功人士。就在1982年的某日，Steve Jobs 於穿上了他的招牌黑色上衣，盤膝坐在洛杉磯的家中，拍下了這將相片。相片中的房間幾乎甚麼也沒有，被攝下的只有放在地上一個黑膠碟唱機，一盞坐地燈，以及他手上的一隻抔。無論這相片中的背景是Steve Jobs 特意安排，還是他真的家塗四壁，這張相片都表現了Steve Jobs似乎將自己的成就歸功於自己高度集中和高度簡樸的生活，以及如僧人一樣對自我的嚴格管束和制約。就算身家豐厚，要保持創作力和集中力，就要高度的控制自己居室的空間，撇除一切多餘和繁雜，騰出生活和思考的空間。

「Less is More」看似玄妙，其實道理很簡單，少了物件，多出的就是空間。在極度的簡約的空間之中，所有餘下的物件都是必須的，亦是最𡯁關重要的，和個人的關係亦更密切。「Less」很容易，但要達到「More」的層次，需要更高的覺悟。山口英子說她悟出「斷捨離」，是因為多年修習瑜伽，以及到日本高野山金剛峯寺參拜之後，看到僧侶簡單的生活而所生的覺悟。無論「Less is More」和「斷捨離」，都是近乎一種宗教修行和生活藝術。單單把雜物送到迷你倉，兩眼不見雖然換得一時乾淨，但説穿了其實仍然留戀凡塵，萬一引起火災就更加「罪過，罪過」。要完全撇除生活中的繁雜，斷絕多餘雜物的留戀，方能令生活變成藝術。否則，無論「Less is More」和「斷捨離」，都只是一場流於表面的演出。

日本中古建築之旅 (4) － 柯比意的「無限擴充」美術館

位於東京上野區(Ueno)的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連同其他17座由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柯比意(Le Corbusier)所設計的建築作品，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專家小組，推薦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一直以來，現代建築都比較難得到保育機構的重視。今次教科文組織的推薦，肯定了現代建築的文化價值。相信對於現代建築的保育，會起到一定程度的指標性作用。

國立西洋美術館的建設，標誌著一段日本的國際關係歷史。企業家松方幸次郎由1910年代開始就積極收藏西洋美術作品。於第二次大戰期間，他在歐洲的大約400件收藏品被法國以「敵方財產」為名扣留。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之後，法國當局答應只要日本政府確保將這些美術作品體面的存放於一個開放給公眾，而且要由法國建築師設計的西洋美術館，就會將它們歸還日本。

於是，日本政府向法國藉的柯比意提出聘書。柯比意當時在日本算是十分受尊敬的大師。自從30年代開始，柯比意的作品就經常出現在日本的書本雜誌之中。當時日本政府亦曾經考慮邀請柯比意擔任顧問。不少的建築師和學生，甚至慕名遠道去到柯比意的巴黎建築事務所拜師學藝。可見早在戰前，柯比意在日本已經甚有江湖地位。

50年代的柯比意正忙得不可開交。他在那些年間的作品橫跨歐亞大陸，包括法國的廊香教堂、La Tourette修道院、幾座位於法國和德國的Unite d’Habitation公寓大樓、以及印度的Chandigarh和Ahmedabad的規劃及當中的最高法院、國會大樓、美術館、政府大樓等設施。柯比意接受了日本國立美術館的項目之後，於1955年的冬天來到日本。他指示了自已的三位日本徒弟，前川國男、坂倉准三及吉阪隆正，協助國立美術館的項目，以及負責詳細的設計工作。因為柯比意實際參與的工作十分有限，日本有意見認為，西洋美術館並不算是柯比意的作品，甚至只是當時為了滿足法國政府開出的條件，而找柯比意掛名而已。看來這個部分，要留待歷史學家繼續考究了。

美術館一直都是建築師夢寐以求的項目種類，因為一般都可以給建築師很大的空間去發揮創意。於1931年，年輕的柯比意創造了一個虛構的博物館設計，名為「無限擴充的博物館」(Museum of Unlimited Growth) 。這個設計主要是一條以方形螺旋方式盤繞的建築體量。隨著博物館的藏品增加，這個螺旋可以一直向上發展，以達到「無限擴充」的目的。建築的主立面，只有入囗處一個開口，其餘的立面，都以粗糙化處理的預制混凝土板覆蓋。簡單的設計給人一種抽象的美學表現，亦表現出建築體量的重量感。地下為一行柱陣，形成一個錯覺，令建築看來好像是由輕盈的混凝土柱子撐起。自Villa Savoye 以來，這手法一直存在於柯比意建築語言之中，可以算是典型的柯比意建築結構表現手法。

柯比意的「無限擴充的博物館」(Museum of Unlimited Growth) 設計

 

西洋美術館的內部，可以見到呈方形迴轉的展廳空間。

西洋美術館內部，進入方形迴轉展廳前的空間。二樓的陽台設計可以眺望室內的空間，在1920和30年代柯比意設計的房子中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手法。

「無限擴充的博物館」的概念前衞大膽。可是，一直到了20年後的50年代，柯比意才有機會實際這個構思。除了日本的國立西洋美術館外，還有另外兩座博物館，使用了同一個原型來設計。它們一個位於印度Ahmedabad，另外一個則位於印度Chandigarh。三座博物館雖然同樣屬於「無限擴充的博物館」的進化版，但它們卻有不同的立面建築物料，令標準化的建築設計添上了本土特色。根據日本學者Shoichiro Sendai的考究，柯比意原先的「無限擴充的博物館」原型，是沒有立面的建築。因為博物館要保持開放的狀態，去實現「無限擴充」的功能。但是由一開始，柯比意就意識到這個構想並不容易做到。因此最終的設計，和原本的原型其實存在不少偏差，亦有不少「在地化」的設計，因應當地的氣候因素，或當地建築物料等，作出「在地」的設計調整。雖然血脈同出一轍，但是這「三兄弟」卻因為不同的氣候和文化環境，而衍生出迴異的外表。這可以算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的一個特殊例子。

位於印度Ahmedabad的「無限擴充的博物館」。

位於印度Chandigarh的「無限擴充的博物館」。

東京的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

日本建築界有不少人認為，國立西洋美術館並不算是柯比意的作品，因為大部分的設計工作，都是由前川國男等三位建築師所擔當。然而，這正好顯示了包括柯比意等國際主義建築師，從20世紀初就一直追求的通用性，得到某個程度的實現。國際主義建築所標榜的通用性，是指標準化和抽象化的建築設計，可以多重複制，而且在不同的城市和文化之中亦同樣適用。三座「無限擴充的博物館」，恰好達到了以上的特徵。
1960年代的「代謝派」建築師，提倡建築可以如同生物新陳代謝機制一樣，以模組化的建築構件不斷擴充和「生長」，以應付人口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無限擴充」（亦可譯作「無限生長」）的生物化的比喻，似乎和「代謝派」的主張有不少類似的地方。奇怪的是，後來前川國男於1974年受聘請擴建國立美術館的時候，並沒有在這個可以「無限擴充」的建築之上加建。他反而選擇了在隔壁建設美術館的新翼。這個「無限擴充的博物館」至今仍無法生長下去，這究竟是前川國男認為柯比意當初的「無限擴充」概念太激進，還是前川出於對老師的敬畏而不敢擅自改動建築呢？

立面的混凝土柱子，令建築體量看起來更輕盈。

通往地庫空間的斜台，頗有印度教聖池的感覺。

立面的出入口

清水混凝土柱子上，印了木製模板的木紋，乃粗獷主義的典型手法。

立面下的空間和細部。

展廳空間二樓的陽台。

室內空間以天窗採光，避免過份的日光破壞藝術品。

悼上一代的念

悼上一代的念

「歷史」是令人糾結的課題。

要認真檢視「歷史」，除了單純地將其了解為「過去的事件」之外，我們亦要明白它的幾個層次。「歷史」除了可以是我們的親身經驗的「過去」之外，亦可以是我們透過文字或影像紀錄（大部分是由第三者陳述）所了解的「過去」。對於親身經歷的人，「過去的事件」是「事實」。但對於透過文字，影像紀錄去了解事件的人，「過去的事件」是第三者的陳述。因此，就算是對於一件事情，親身經驗和透過第三者陳述去了解的人，會有不同程度，甚至截然不同的感受。我們暫且稱之為「感受歷史的落差」。

了解這個道理，就能理解到年輕人對於六四事件的感覺。當然，理解並不等於認同。但我們亦可以了解到，提出「悼念六四應該有句號」的學生，並非喪心病狂，而是因為上述的「感受歷史的落差」。今年的大學生，已經是九七年出生的年輕人。他們對於六四事件，自然缺乏個人的體驗。我們的大學生是有獨立思考的人。正因為這樣的原因，他們對於日漸口號化的悼念活動産生一種距離感。批判思考的訓練，正正就是教人不受口號式的宣傳所影響，要獨立的透過客觀的資料和分析，然後得出答案。年輕人提出「悼念六四應該有句號」，正好反映了對於上一代處理六四事件的不足。親歷六四的一代，在激烈的責怪年輕人的之前，是否也應該回望一下，我們是否對於當初「薪火相傳」的承諾做得不夠，是否自己交棒的不足，才令年輕人未能接棒。

可惜的是，時間沒有站在親歷六四事件的人的一方。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代的交替，社會的集體感受一定會被沖淡。今天年輕人的表態，反映了這個時間上的臨界點到了。要解決「感受歷史的落差」，就要做好歷史資料的保存和傳播，令年輕人充分的了解到當年所發生的「歷史」，才能拉近兩代人之間的距離。一味責怪年輕人，說他們反智，說他們「本土」思維上腦。然後呢？對於六四事件的歷史資料傳播，大家撫心自問，究竟做過多少？早前六四資料館被打壓，我們有好像今天一樣大聲疾呼嗎？難道這個兩代人之間的落差，我們完全沒有責任嗎？

我想重申一次，筆者並不認同大學生的觀點。但我們也應該理性的思考一下，究竟是什麼環節出了問題，才令兩代人的立場，有如此巨大的落差。我們應該要做的，是思考往後我們該如何走下去，才能令年輕人能夠逆地而處，令他們明白六四的真相和是非，令他們明白到悼念六四在年輕一代之間的價值。否則兩代人的落差只會不斷增加，而我們亦只好不斷的強求他們，悼一場上一代的念。

自己捉蟲怪不得人

藝發局深夜發聲明，以「違反協議」，以及「危害業界，損害專業」為由，終止「倒數機2016」（原名「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於ICC 外牆的展示。

很明顯，藝術家在作品展示的前一刻，突然轉變對藝術品的論述，乃是其作品的一部分。藝發局未有洞察得出，是自身的問題。原來的題目「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借用了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中的對白。張國榮飾演的旭仔，對由張曼玉飾演的蘇麗珍，說「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號下午三點之前的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因為你我會記住這一分鐘。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因為已經過去了。」

看來無心的手法，其實已經暗藏玄機。有無數王家衛電影的評論和甚至學術研究，都已經指出1997年回歸，和2047年「五十年不變」終結的「期限」，一直是王家衛電影的中心思想。「阿飛正傳」之中「六十秒的朋友」所設下的「期限」，根本就是對1997回歸以及「50年不變」的暗喻。「重慶森林」金城武的罐頭如是，「2046」中的2046號房，以及逃離「一切事物永不改變」的2046年的時間列車，亦同樣地王家衛對97前後的香港人的精神狀態之描寫，以及對於「期限」這個課題的回應。因此「倒數機2016」，無論是改名後，還是改名前的「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都由始至終是關於香港的政治狀態的「期限」的藝術作品。藝發局若果未能預先看得出來，老實說，怪不得人。藝發局抽起作品這一著，很愚蠢。因為抽起作品的動作，正正為藝術家的論述推波助瀾，完滿了這個作品。

文藝復興藝術作品，如米高安哲勞等，亦處處流露出對教廷的幽默和譏諷。藝術從來都是處於和社會政治的對話之中。封建時代容得下暗地反叛的藝術家，未有將米高安哲勞架上十字架燒死。今日香港，卻將「倒數」示為「大害」夾硬抽起，還諉過於兩位藝術家林志輝與黃宇軒。當中的反智，難免會被國際藝術界恥笑一番。香港發展藝術，看到還是搞多幾次「呃巴嫂」罷了。

誰的城市，誰在怯懦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本來就沒有什麼感覺。畢竟一副北大人出巡一樣的架子，加上十幾二十重水馬G4中南海保安區，一般人跟本連張德江的影子也見不到。其實他真的架臨香港，還是只是在佈景版前面走走看看，想深一層，有時都不是太清楚。

重重的保安之下，就好像在城市之中圈出一個「飛地」(enclave)。此「飛地」不是平常香港的城市空間，當中有自己的界線，有自己的規條，有自己的風景。「飛地」以外的看不到香港，而香港人亦看不到「飛地」之中發生何事。水馬陣型成的「飛地」，將城市空間中劃出一個個新造的泡沫，以特異的狀態短暫存在。以如此狀態存在的空間泡沫，必須依賴權力的刻意經營。一但包裹的對象離開香港，權力就會重返平常隱形的狀態，空間的泡沫亦會爆破。「飛地」亦回到香港的地理範圍之內。

東西德分裂期間，柏林圍牆將西柏林圈成一處「飛地」。當時圍牆的作用，就是要控制人口，特別是高技術的人才，由蘇聯陣營的東柏林逃到西方自己世界的西柏林。控制不住的逃忙潮，令東德政府十分煩惱，繼而遊說蘇聯興建圍牆（究竟是蘇聯被東德說服，還是蘇聯下令興建圍牆，歷史學家仍有分歧）。然而， 當時蘇聯的說法，就是柏林圍牆對於西柏林的封鎖，是對西方世界的牽制。1958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甚至形容，柏林圍牆的封鎖，就好像是蘇聯捏着北約組織的睾丸一樣，只要一用力，北約就要受苦了。

「飛地」 內外於是有着邏輯和角度迴異的故事，各有各的說法。「飛地」之中並非我們日常生活的香港，那裡的風景完全由負責接待的香港政府塑造出來。我甚至懷疑是否應該叫這些空間做「香港」，還是北京中南海的暫時延伸。嚴密保安背後的潛台詞，畢竟就是「香港很危險，若果非我頂住，一早就淪陷了」。幾天的行程中，梁特寸步不離張德江，各大小場合均伴隨左右。整個訪問的安排，無非就是要突顯梁特和中央的關係密切。這安排可以看出梁特似乎要轉達一個訊息，告訴其他人自己的位置是多麼的穩固。我們亦由此可以推斷，此刻的梁特十分欠缺安全感，生怕自己一走開，身邊人就趁機告狀。一個人越欠安全感，就會越變得失去理性。看來，香港人還要捱多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