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怕改壞名

樓盤名稱浮誇俗氣，並非甚麼新奇事。樓盤就是一個商品，銷情不好隨時有員工要「人頭落地」。然而近年樓盤建築一式一樣，marketing部門要為樓盤改一個別開生面的名字來吸引買家的注意力，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改名幾條橋不外乎食字、扮豪氣、刻意用一些要查字典才懂讀音的字等等。近一、兩年亦有一些樓盤，如「帝峯．皇殿」（The Hermitage）和「影岸．紅」等，以「間隔號」發明一個仿似出現在文藝作品中文譯本𥚃頭的名字，以抬高樓盤的文藝氣息。雖然某些業主心知肚明此等名稱的俗套和造作，但總會在寫地址的一刻，獲得一絲的滿足。這就好像陳年在我們書櫃的幾本狄更斯和紅樓夢一樣，可以補償一下我們對於文化生活的空虛和無力感。明知道自己沒有興趣看，但總要買幾本當傢私擺設一下。

圖：Bohemian House，扮嘢到起雞皮。Bohemian又點會有層樓? 揸住層樓又點Bohemian?

這些樓盤名字出現之前，往往只有一個門牌名和土地編號，或甚至只是一個內部專用的working title。幾個字母和號碼串起，成為了建築作品的代號。這個代號只是一個序列號碼，方便內部員工溝通。冷冰冰的編號背後，是講求效率和經濟利益的生產缐。建築師測量師工程師各施己任，流水作業形式的樓盤生產線，沒有任何空間可以講概念、講感情。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幾年前提出以「囍歡里」命名，亦向公眾説明會重新引入有關嫁娶的行業的名鋪，以補償當初摌平囍帖街的工程，對社區環境和傳統文化的破壞。雖然，「食字」樓盤名稱確實有一點低章，但起碼有意圖修補受工程破壞的傳統行業，營造高級版的囍帖街，尚算對於社會有點承擔。

然而，所謂「過左海就神仙」，當初的承諾致今並沒有兌現。更甚者，那只是一個過關的手段。據媒體所講，至今的租戶都是時裝和食肆等，發展商亦未有指示要特別邀請嫁娶行業的商戶進駐。似乎由始至終，發展商都沒有認真看待公眾的意見。一個市建局有份參與的項目，竟然比私人發展商更冷血，更無情，眼睜睜的欺騙公眾。在任何的一個建築工程，公眾都是持份者，有權去為自己的城市和社區的面貌發表意見。今時今日，香港不少人都受過高質素的教育，有能力判斷事非。因此，他們的意見和想法一定要得到尊重，而非將他們草草地愚弄過去就可以了事。或者今次囍帖街項目可以過關，但是此先例一開，公眾對於發展商的信任一定再次大打折扣。下一次再有類似的項目和爭議，發展商和市建局遇到的阻力一定大增。為了一步棋而輸掉一整盤棋，賠上整個行業的信譽，值得嗎？

圖：Wikipedia

在公共項目，這個矛盾就更加明顯。政府作為推展工程的一方，卻經常以發展商的模式運作，諮詢過程和獨立評估往往敷衍了事，完全沒有打算認真考慮公眾利益和意見。政府以這種心態操作基建項目，最後引來司法覆核等官司，著實是自己招來的，而非社會大眾刻意阻撓。政府不能夠以發展商的思維去執行公共建築及基礎建設項目。其實建築師的專業角色，就是要平衡各方的利益，以獨立的身分作出協調。要做好和公眾的溝通，大可以專業建築師作為橋樑角色，以獨立的身分（而非政府或發展商一方的僱員）向公眾解釋設計和發展項目，誠心說服公眾而非敷衍了事，這樣才是真正的凝聚共識。在英美等西方國家，這個做法早已習以為常，亦是高度發展的城市中不可避免的趨勢。香港早已脫離需要快速城市化的時代，我們是時候要犧牲一些時間和效率，去好好投資一下城市環境的質素。如果我們城市繼續依賴俗氣空泛的名稱和口號，而不好好思考建築空間和公眾的關係，城市只會淪為一個空殼沉淪下去。甚麼競爭力和宜居度排名，亦只會每況愈下，最後甚至連一個內地二三線城市也不如。

性生活空間短缺問題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性，從來都是禁忌。於是我們將性行為收藏起來，放在建築空間之中。如是者，性愛變成「房事」，被緊緊的圍封、包裹在房間裏頭。近日不斷有人在後樓梯或巴士等公共場所翻雲覆雨的影片流出。這就正好說明了我們的城市缺乏性行為的空間，而且絕對是一個「土地供應問題」。今天我們的城市連進行「房事」的一間房，一張牀的空間也沒有。21世紀的香港，仍然有「兒女無處說情長」的情況，實在荒謬得可憐。

性生活並非奢侈的享受，而是基本。現代設計宗師包浩斯學院的第二任主理人，瑞士建築師漢斯·邁耶(Hannes Meyer)就曾經明言，設計一座房子時，我們需要考慮功能和空間的關係。在1928年，他例舉出了一座房子應該要照顧的各項功能。而當中的第一點，正是性生活的空間。其餘的幾項功能當然也包括睡覺、衛生、煮食等空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漢斯認為性生活和睡覺的空間是分開的，而且是獨立自成的一項功能，而非隱含在睡房的一種行為。房子所建立的私人空間，應該要好好的將性生活收納，而且要提供足夠、甚至專門的空間，這樣才算一個現代、健康的生活方式。

當然，並非人人都是<50 Shades of Grey>的雷格先生，可以在penthouse建立私密的「遊戲房」。香港今天「連搞野都無地方」的困境，要從漢斯的20年代說起。當時，建築界正在進行集體住宅的實驗。工業的轉型令社會上逐漸出現一個年輕的白領階層。他們有頗高的教育程度，在城市中有不俗的工作，而且追求現代、摩登的城市生活。集體住宅於是應運而生，來滿足他們對高密度城市生活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潮流逐漸倡以實在的功能主義，來作為現代摩登生活的美學指標。面對這樣的思潮，建築師以所謂的「最小限度居住」的集體住宅空間來回應。故名思義，這些空間只提供最小限度的居住空間，而取空間而代之的，就是現代化的家居用品和設備、以及簡單明快的設計風格。因此，「最小限度居住」空間可以用低成本和工業化的方式建築起來，使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現代化的生活。這些由鄉間的大家庭搬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輕人，大都是新婚夫婦或單身男仕，因此並不需要很多的居住空間。由於整個單位都是夫妻倆的私密空間，單位之中沒有需要設置睡房，夫妻倆的性生活在單位之中亦不需要牆壁的隔離。在最早期的集體住宅之中，無論是英國的Isokon Building，或者蘇俄的dom kommuna 等，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無間隔的設計。及至戰後的英國資助房屋，一直都圍繞著這種小家庭來設計。這種家庭又稱「原子家庭」。所謂的「原子」，即是指一對年輕父母加上一兩個年幼子女的家庭，小得不能再加以分拆，為社會結構中的基本單元。當子女長大以後，就會再組成另外的「原子家庭」。因此，這些設計從來沒有考慮過，家庭中的子女長大後，生活上的私密空間問題。

圖：攝於vitra瑞士總部。看來廠方認為Charles and Ray Eames夫婦設計給小孩的Elephant Chair，也有享受魚水之歡的權利。

這種佈局儲存在集體住宅的基因裏頭，由2、30年代一直流傳到戰後香港的公共房屋設計。早期的公屋除了在露台的廁所和廚房之外，是沒有任何間隔的。然而，這些公屋居民的家庭結構，卻和當初的集體住宅摩登家庭截然不同。原本的公屋設計之中，似乎並沒有預計到下一代長大後的生活空間問題，亦無跡象顯示當時的政府當局打算提供跨世代的居住單位。因此，今日公屋家庭的年輕一代，能夠有自己的獨立房間的情況仍然不算普遍。好些人長大成人之後，仍然要和兄弟姊妹分住一間房。於是，性生活的場所成了一個令人懊惱的問題。而就算是居住在私人住宅的家庭，居住空間亦越擠越小，好些甚至連雙人床也要放到窗台之上。面對如此擠迫狹小的生活環境，莫講話年輕情侶之間的親熱有困難，有時甚至夫婦生兒育女繼後香燈也要左閃右避，避免同住的家人尷尬。其實大家只要統計一下香港各大時鐘酒店的使用率，便可以了解到性生活空間短缺，已經成為一個需要我們正視的社會問題。時鐘酒店房間的飽和率，或更甚於赤臘角機場機場跑道，每逢佳節更加是一房難求。常言道「春宵一刻值千金」，相信年輕人若非走投無路，亦不會出此下策就地正法。雖然行為略嫌有失大體，但社會大眾亦無謂迫得太緊，留一點空間給年輕人吧。

既然社會的主流文化是要將性愛和親密行為，隱藏於建築的私密空間之中，城市就應該提供硬件，供人們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建築設計並不需要為性行為下一個道德定論，而只需要確保人們有選擇的自由。若果連性生活的空間乜缺乏，這座城市不斷累積的壓力就很難找到一個出氣口。年輕人因為缺乏空間而要在巴士、後樓梯親熱，實在是社會的悲哀。如佛洛依德所言，性慾是一種能量。城市人必須要有空間去釋放這些能量，社會才能得到滋潤和調劑。如此一來，怨氣也自然能夠消減一些，不少的社會爭拗說不定可以不藥而癒呢!

濫用學術的「學者」

大學可愛的地方，在於他的自由風氣。一所大學裏頭，學生和教授可以自由討論關於學術的種種意見。只要有充分的理據和辯證，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討論，所有的觀點都可以被推翻。

學術本來就是一個中立的範疇。筆者不明白為什麼有一些所謂學者，硬要挾持着學術的術語和工具，作為政治上的武器去攻擊另一位學者。所有從事學問的人都知道，論文之間是不能夠作出量化的比較。這個情況在一些非科學類別的學科更為明顯，例如文史哲及社會科學等範疇。這些論文的研究題材，一般都並非如科學研究的論文一樣，有一個切實地可以被觀察得到的題材。例如科學研究的論文，需要有一個「可証偽性」(falsifiability)，容許反例的存在。意思即是邏輯上，該理論需要有一個，可以讓我們證明該理論是錯的可能性。否則，這個科學理論就永遠只能夠停留在假設的層面，而永遠沒有辦法可以被證實。

然而在一些學科裏頭，尤其是文史哲類別，論文的邏輯並不一定以這樣的方法建立起來。因此，要評定一個學術範疇裏，個別學者和論文的水平，就只可以集中在該學科裏頭作出比較，而不能作出一些籠統的、片面的跨學科比較。所謂的「影響係數」，總括了一篇學術文章在某一個特定年份被引用的頻率。一般而言，「影響係數」(IF, impact factor) 並不是衡量某一位學者的學術水平，而是用來計算在某一個年份，某一學術期刊的影響力。由於不同界別的學者，在編寫論文的時候有不同的慣例，在引用其他論文的時候會有不同的頻率。例如數學的論文一般都比自然科學論文有較低的影響係數。這就是因為該學科的研究，不需要引用很多其他的論文來編寫。不同的學術界別，有不同做學問的方法。

所以我希望李先生在攻擊其他學者，吹噓自己「影響系數」比人家強二百倍之後，可以澄清一下，他所比較的影響係數是哪一年和哪一份特定的文章。一半的論文在發表的頭幾年，會比較多人引用。因此，若果比較兩份發表年份相差較遠的論文，在個別年份的「影響係數」，所得出的數據便自然有很大的差距。

學術界近年流行已數據來比較學術成就，這個做法其實已經引來很多的質疑。簡單一點來講，一篇論文的重要性，並不是一些可以完全量化的統計數據。當中，以「影響係數」來評估某一個特定學者的做法，其實早已被英國和歐洲的學術機構摒棄，並非李先生所指的「權威」。由於「影響係數」在不同的學科之間會有很大的差異，他們一般都不會以這個數據來評估個別學者或個別文章的學術成就。Google Scholar 的確令我們可以輕易地接觸到學術世界的各樣數據，但是胡亂地用這些數據來攻擊其他人，難免顯得有點勉強，有點缺乏作為一個學者的修養。看來港大裏頭，有不少的老師對Google Scholar 這個工具不太了解。似乎校方有必要為教職員開設講座，好樣大家深入了解這些數據的來源和用法，免得再有人濫用學術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