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何謂「本土」,學術界自90年代以來就開始討論。雖然至今仍未能算得上是成果豐碩,但比較起早年的凋零,已經有不俗的發展。近年,強大的政治力量不斷將「本土」概念妖魔化,令本土論述迫不得以地添上抗爭的元素。兩者混為一體之後,抗爭的行為成為了本土論述的表現,甚至在某個程度上,抗爭成為了本土意識的唯一表達手法。一方面,這是因為政治力量對本土意識的打壓和抗拒,所激化出來的反彈。然而,筆者卻漸漸認為,這是因為香港的城市和建築空間,缺乏一個有效地和本土意識對話的方法有關。因此,香港的城市和建築設計,正急需一套可供實際操作的「本土建築」論述。
我們的城市缺乏空間和符號,去吸收和演譯本土意識。大家走出街頭,已經很難再找到屬於很「香港」,富有所謂香港味道的城市景象。我們熟悉的環境急速消腿的同時,補充城市空間的建築卻完全沒有和香港有關的美學。大排檔、士多、電車、唐樓、舊式公屋等等舊香港的符號,都正處於「被消失」的邊緣。我們懷愐這些元素,抗拒新發展的原因,並非是因為我們懷舊,而是因為補上的連鎖店、超市藥房、豪宅、私人屋苑等,完全沒有丁點的本土味道。這個情況令我們感到非常沮喪。因為香港已經越來越不似我們所認識的香港。這種情緒,相信不少讀者都有同感。對於這種不安和燥鬱,雖然可以從政策的層面來進行援解。但終歸究底,城市和建築設計才是從根本上回應問題的手段。
本土建築在實際上操作並不容易,但亦不代表建築學生和建築師可以置之不理。在這方面,香港較大型的兩所大學裡頭的建築學院,都有責任去提供一套理論和實踐並存的論述,去回應以上的社會問題。在五年學院訓練的最後一年,學生需要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畢業論文,以學術研究去陳述自己對建築的觀點和立場,然後設計出一個成熟的畢業作品,去驗證自己所確立的理論的實際操作方法。因此,學院是一個非常理想的空間,去培育一套「本土建築」的思想和方法(methodology)。今後的本土建築理論,需要超越符號、風格和形式(style)等表面的討論,而更加集中於風土、傳統、集體意志等構成本土文化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論述。建築設計並不能夠以一套彷古的符號去取代一些既有的「本土風格」。灣仔囍匯的設計就是一個好例子。無論建築如果努力地加入一些「舊香港」的符號和特色,出來的結果都是牽強和不淪不類的。
灣仔囍匯 (2015)
因此,我們必須從大排檔、士多、電車、唐樓、舊式公屋等符號和風格的討論,過渡和擴大到一個更完整的,可供大範圍操作(由細部處理至城市空間)的本土建築的論述。在亞洲,能夠完整地完成這個過渡的,只有日本(台灣、韓國、泰國和新加坡亦緊隨其後)。日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經歷了由昭和年代過渡至當代日本設計的過程。面對傳統,日本的建築師選擇了吸收,然後以現代的設計語言再演譯,而並非取而代之。直至今日,日本今時今日的當代建築設計,仍然和本土的歷史、文化和習慣緊扣。當中的過程和演化,值得「本土建築」的研究者參考。當然,日本在昭和時期的建築設計,如六十年代的代謝派(Metabolist)建築師,就已經為這個演化提供了充足的準備和養分,因此今天的日本建築才能修成正果。然而,香港上一代的建築師,如陸謙受、司徒惠、范文照等人,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工作,亦同樣地可以為香港的「本土建築」提供基礎。隨著近年對於他們的研究和記錄逐漸成形,我們的材料齊全,便是時候認真思考一套屬於我們的時代的「本土建築」。
陸謙受 -鰂魚涌麗池花園大廈 (1953)
陸謙受 - 淺水灣保華大廈軸測圖(1960-64)(sour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uke Him Sau Architectural Collection)
陸謙受 - 淺水灣保華大廈門牌設計 (1960-64)(sour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uke Him Sau Architectural Col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