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場保衛戰

一句老套的説話 -「商場如戰場」- 在屯門和沙田相繼應驗了。今時今日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離不開和商場及其中的商品拉上關係。如法國思想家 Guy Debord  在〈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967 年出版）所言，商品似乎佔據了我們所有的社交關係。它所形成的「景觀」 (spectacle) 甚至成為了人們之間的媒介，連係了社會各個個體。今日在香港這個城市，我們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項都關乎到商場空間，如今更出現了示威抗議活動，形成了一個真真切切的 spectacle。我記得大約兩、三年前，筆者的一位朋友在他的畢業論文中，預言了香港將會進入一個公共空間完全被商場化的時代（全文看：http://bit.ly/1v5UVJ3）。因此政治訢求和示威的場所將會完全重疊在商場建築之內。他更設計了一座示威者和消費者共同使用的商場去體現他的預言。現在回想起來，發現他的預言絕對不誇張。

一場戰爭中交戰雙方從來不是無端白事的打起上來，今時今日的局面當然也非一日之寒。自由行和水貨客的問題，單純一點來看，就是由於香港的城市空間不足以承接過多的人流，因此對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做成滋擾。可是政府當局似乎連這樣一個基本概念亦捉不緊，繼續推行的「限奶令」只令情況加劇。面對著內地對於奶粉的巨大需求，水貨奶粉的生意根本長做長有。「限奶令」的推行，令本來用某一個數量的水貨客可以滿足的需求量，如今要用更多數量的水貨客才能滿足。另外，「自由行」的人均消費下跌，而零售行業又依賴政府去加大「自由行」額度去滿足增值越來越低的產業。然而，所增加的「自由行」額度不能吸引內地高消費力族群再光臨香港，而只能吸引一些消費力較低，而同時文化水平亦比較低的遊客。因此，增加的遊客人數並不能挽回正在收縮的零售業，而且更對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做成進一步的滋擾。從筆者的觀察所得，示威者的訴求並非是對內地人的歧視，更加和仇富心態毫無關係。我們可以試試用城市學，去解釋他們對「自由行」和水貨客的反應。

商場不單單是一個消費購物和打發時間的場所，它更加是規劃上的一個工具。這個情況我們可以在美國的市郊 (suburb) 的發展模式中看到。1939 年的紐約萬國博覽會中，其中一個展館展出了一個由大型公路和行人天橋系統為交通基礎的概念城市。這個由通用汽車公司贊助的展館名為「Futurama」。它預言未來城市將以大型公路連接起來。城市之間保持一定距離以確保居民享有廣闊的空間，而行人天橋系統亦確保汽車可以暢通無阻的在城市行走。雖然這個由汽車公司贊助的概念城市無可厚非地重視汽車在城市生活的角色，但它的遠景卻幾乎主宰了之後的美國城市的發展模式。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市郊迅速發展，其中所用的很多都是以商場為中心，用公路連貫的市郊發展模式。美國一些西岸城市的規劃當局認為，只要商場的位置得宜，就能搭載各式各樣的公共設施，如郵局丶教會丶市民會館等，成為附近市郊的城市肌理的中心點。同時，這些商場為市郊地區的單調的城市蔓延 (urban sprawl) 提供一個地理上的定位，在廣闊的市郊空間中提供一個有代表性的建築物作為標誌。故此，商場在規劃上有其重要的工具性，社區失去了商場就等於失去了社區的身份。

現代的商場的前身為有蓋的商業街，它們被稱為「拱廊街」 (arcades)，在十九世紀後期在巴黎興起。德國哲學家班哲明 (Walter Benjamin) 於 1930 年間在研究巴黎的拱廊街時，曾探討過這些拱廊街和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的關係。班哲明發現，這些商場內常常出現一些漫遊者 (Flâneur) 在漫無目的地蹓躂。他們如一個觀察者一樣從城市中抽離，但同時卻在城市之中漫遊並確實地存在。商場的出現建立在這些漫遊者的無所事事之上，等待著他們突然由旁觀者變成消費者的一刻。這個行為完全是工業革命商品化的過程的產品。自此，window-shopping 成為了公共生活的元素。正所謂「唔買都睇吓」，逛街成為了打發時間的活動。而香港新巿鎮的規劃，就十分依賴這種行為模式。當年規劃當局在發展新市鎮時，以現代化的衛星城市為藍本，希望設計一個自給自足、有獨立的「生態系統」的城市。為了減輕交通系統的負擔，新市鎮刻意複製一個城市的多樣性，如高中低檔次的住宅、消費場所等，務求令新市鎮擁有如大城市一樣的完整性，滿足居民所有的生活所需。而新市鎮的中心，就是一個連接鐵路站和交通樞紐的商場。這個商場除了滿足居民的消費需求之外，更加是一個公共空間，為居民提供一個可以互相碰面和聚會的空間。

近年政府為了減省發展公共空間的資源，將公共空間納入私人發展項目的範圍，以商場去滿足公眾對於公共空間的需求。由此可見，商場在新巿鎮以及香港的其他地區，並非只是單純的購物空間，而是社區之中一個不可分割的元素。商場將日常生活所需集中一點，形成一個凝聚、交叉點和聚腳點，使消費成為社區（無論實際上或精神上）的中心點。它們有其城市規劃上的工具性，而並非單純商業機構。因此我們有必要令這些社區的商場脫離商業市場自由競價的運作模式，將其從資本邏輯解放出來，避免不斷上升的租金驅逐一些小本經營的商戶，令社區的消費選擇變得單一化。這樣才能確保社區在規劃上完整性。否則面對着幫襯多年的鋪頭慢慢變成奶粉、金莎、曲奇的集散地，居民的反應只會更加激烈，令商場變成戰場。

「偽」術雙場 / Dennis Cheung

<「偽」術雙場 >

買！買！買！

慶回歸！香港作為中國內奉行資本主義運作的特別行政區，應發揮其物質城市的優勢，積極發展旅遊業，為內地旅客打造一個名副其實的購物天堂！有見及此，一棟位於未來四線交匯的港鐵金鐘站上蓋，樓高十六層的尊貴購物商場即將誕生。此商場的形狀有如一條巨大彈弓，各國頂級品牌簡約地把商品陳列於這條螺旋形購物空間，融合成一條綿綿不斷的購物街，打破傳統商舖接商舖的購物模式。剛抵步的旅客站在連接港鐵的電梯徐徐到達商場的底部，樓高一百二十米的中庭盡收眼簾，突顯當代建築氣派。十二條便捷的跨層扶手電梯於中庭穿插，讓顧客置身于購物舞台的中央，備受矚目。此商場不但提供真的Louis Vuitton、真的Iphone、真的雞蛋，更附上尊貴貼身的送貨服務，務必獻上前所未有的休閒購物新體驗。

動盪的香港

以上，其實只是一個向中央及香港政府推銷的表面陳述。香港回歸十五周年，中港矛盾日益加劇。一國兩制下不同的社會、經濟及司法系統使香港這塊豆膶之地彌補整個中國的不足。香港人跟內地人摩擦不斷，政府被北京牽著鼻子走，故港大市民紛紛研究不同方法推動民主達致高度自治。

如中世紀古堡的政府總部

遊行是表達意見的途徑與象徵而香港是遊行之都。無奈遊行人士被捕或遭起訴數目漸漸增加，社會言論自由越趨收窄。你看新啟用的政府總部被有如護城河的高速公路重重包圍，市民包括老人需走上天橋才可到達。示威區又細又遠，公民廣場長期受鐵馬圍欄式保護。試問這樣的建築怎會代表一個開放的政府?

商業化的遊行空間—-香港未來唯一的希望?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向來沒有私有的只有公有的，但所謂的公共空間如天安門廣場卻受嚴密監控。香港正慢慢被同化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真正的公共空間買少見少。正當香港人批評銅鑼灣時代廣場這類私有化公共空間並未為市民提供真正的公共空間時，我認為極端的私有化公共空間將成為香港未來唯一的希望。有違當權者意願的活動將只能發生在極端的私有化公眾空間—-商業化的遊行空間。

構思「偽」術

今天的政治狀況下推動民主是需要策略的。對抗居高臨下的專制政府不能以以卵擊石的方式抗爭。如果希望香港有所改變，任何解決方案都應有一個中央樂意接受的故事作掩飾，而同一時間偷偷附有一個隱藏的議程。只有這樣的構思「偽」術才能成功蒙混過關。

遊行的「點」「線」「面」「體」

現代及當代建築，姑勿論是藝術館、教堂或學校，都必須有功能。而建築外形、人流動線等一般圍繞功能而設計。這份建議中的建築乍看是高檔次的購物商場，實質是示威者的遊行工具！雙場位於政府總部旁邊，無論高度或體量均於政總相若。每當重要的遊行日子來臨，雙場便會供遊行人士佔據！一般遊行集合個體（點）佔據街道（線），進而聚集於廣場（面）。雙場提出對示威活動的嶄新閱讀—-三維集結（體）。長長的人流沿著螺旋形走廊行走，不但為示威者塑造一個既慢長又神聖的遊行儀式，更展示一個千萬人疊成的三維人柱。這個川流不息的人鏈象徵者人民是社會的棟樑。由於購物街的輔助空間如儲物室，試身室及洗手間均被放置於下層，故站在庭院中只能數到十六層，外層卻有三十二層的效果。輔助空間的狹窄走廊位于靠近外牆的位置，所以令示威者列成單線人流，使點數人頭數目更為準確，增加點滴累積的集體存在感。螺旋形的佈置給予示威者看與被看的關係，加上三維展現示威群眾，大幅加強示威者的參與感。良好的交通配套如連接多座大廈及公園的行人天橋及四線港鐵亦為疏散人潮作好準備。

雙場的城市奇觀

於重大的遊行活動如六四遊行時，雙場的輔助空間將會被遊行人士佔據。由於輔助空間跟購物街是分開的，另一邊廂的大陸遊客將會如常逛街購物。故此，雙場的外牆將呈現非常諷刺的梅花間竹圖案—-一國兩制下不同中國人重視不同東西的現象。於最重要的遊行活動七一遊行時，雙場的輔助空間及購物街將會被全部佔用。遊行人士會由購物街遊行至頂層，並由輔助空間返至地面。整個外牆將變成表達社會聲音的巨大工具。哪怕是六四還是七一，雙場那極具爭議的立面必定成為多國傳媒爭相報道的城市奇觀。

建築與政治

建築往往是具有政治力量的。社會和建築互相交替塑造和影響。然而，建築師可以如何推動社會改變？建築怎樣能推動民主？架構能否抵禦一個獨裁政權？本論文探討建築於一個政治不穩定的環境的作用及角色。本論文建基於真實的政治狀況及歷史背景，於實在的結構及建築需求下試探建築行業的理想邊界。一方面探討建築設計能否同時以兩個不同的功能同步出發，以相同的建築形態、佈局、尺寸解讀表面的意圖以及潛藏的議程。另一方面以建築作為載體，提出三維遊行於高密度城市進行的可能性及其象徵意義。這是一個既樂觀亦諷刺的建築設計論文。

刊登於明報，星期日生活，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如欲查看整篇論文，請瀏覽 www.dennis-cheung.com/Thesis

Ming Pao Daily, 30th June, 2013

For English, please visit www.dennis-cheung.com/Thesis

Dennis Cheung

June 2013

SOURCE: dennis-cheung.com

囍匯的「行貨」羅馬圓拱／Charles Lai 黎雋維

重建灣仔利東街囍帖街的項目──囍匯快將完工。最近經過利東街附近可以窺看到新建築的外貌。仿歐陸風情的立面不倫不類固然不在話下，筆者亦不打算對其再踩多一腳。而我感到興趣的，是關於建築風格 (architectural style) 本身的故事：風格本身有甚麼含義？古羅馬的建築元素如何在文藝復興時期被復興起來？他們和後來的民族國家有何關係？以及後來的殖民者如何利用歐式建築作為殖民工具？最後，以這些歐陸建築風格設計的新建築，在香港為什麼如此令人討厭？

羅馬柱的簡史

如果要找一本關於建築的歷史書，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一本關於建築風格的書。為後世所認識的第一份關於建風格的論文，是馬爾庫斯•維特魯威•波利奧 (Marcus Vitruvius Pollio)  的《建築十書》(De Architectura) 。此書大約寫於公元前十五年，以拉丁文書寫，是現存唯一一本對當時希臘和羅馬建築的記錄。《建築十書》其中一個最大影響，是對古希臘建築風格和裝飾作出了的分析。古典希臘建築的立面可以大致分為三部份，基壇 (stylobate)丶柱 (column)丶和檐 (entablature) 三部分。維特魯威將古典建築的柱子依據款式劃分為幾個柱式，包括 Doric order、Ionic order，以及 Corinthian Order 等。這些柱式有如符號一樣為建築帶來一些隱藏的意義。維特魯威認為希臘人透過觀察自然界中動植物的形態，然後抽象化那些線條再創造出各個柱式。古希臘人似乎都依據著數學的基礎，以特定的比例去設計建築的各部份。值得一提的是，古典希臘和羅馬建築當時並非如今天它們所呈現的天然石材的色調。直到考古學家於龐貝古城發現帶有顏色的古羅馬建築，才確定了古典建築其實不僅帶有顏色，而且是紅紅綠綠的鮮豔色彩。

後來，《建築十書》被人慢慢遺忘。古羅馬帝國瓦解以後，歐洲各國建築失去單一的規範，開始各自尋找出路，於中世紀慢慢形成一種在工匠之間互相流傳的建築風格，即是後來的歌德式 (Gothic) 建築風格。由於從古羅馬風格到歌德式風格之間存在一段很長的過渡時期（畢竟工匠們主要靠馬車在城市間穿梭，因此技術的傳遞比較慢），而且建造一個大教堂往往需時一丶二百年，所以在歐洲現時可以看到很多風格重疊在同一個建築立面上的例子。這段時間一直維持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1414 年佛羅倫斯人波焦•布拉喬利尼 (Poggio Bracciolini) 在瑞士的修道院中重新發現了《建築十書》，並把此書帶回意大利。當時建築師發現了維特魯威以科學化的手法去將各建築元素解體和分析，令建築師了解到建築設計和美學似乎隱含了某些有待探索的科學原理，於是便開始以數學比例嘗試找出美學的科學公式。例如達文西的 Vitruvius Man 素描，便是根據《建築十書》的內容所畫的。其後建築師開始再次以古典建築風格設計建築物。到了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建築師甚至將古典建築風格的個別元素，如不同樣式的檐囗丶楣梁丶柱頭等組件自由的配搭、放大縮小甚至改造。他們似乎不甚理會單一風格的完整性，以及風格之間的協調和意義，亦不理會不同元素的力學關係，只著眼立面的構圖，拼湊着不同的風格去裝飾建築的立面。後世稱之為風格主義 (Mannerism)。而繪圖技術的進步，如垂直投影技術 (orthogonal projection) 和比例化的建築繪圖，都加速了這個潮流的發展。一直到更誇張和華麗的巴洛克風格 (Baroque) 出現為止。

直至這個時期，各種風格都只有在教會、皇族或有權勢地位的家族的建築上出現，平民建築是沒有份的。風格主義以後出現了極盡華麗的巴洛克風格和後來的洛可可 (Rococo) 風格。一直到十八世紀後期，歐洲各地陸續出現改革民主丶民權的思想，人民開始重新思考個人和君主之間的權力關係。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崛起，亦令建築師思考新世界底下建築設計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這個時期的建築師如卡爾•弗里德里希•申克爾 (Karl Fredrich Schinkel) 及尼古拉•路易斯•杜蘭 (Jean Nicolas Louis Durand) 等，開始重視建築的功能性和空間感，而並非只是沉迷於建築的裝飾。申克爾早期的建築作品，以古典希臘建築的柱式和檐部去構成建築物的立面。在他的建築作品，如於 1830 落成的柏林 Altes Museum 中，柱子有序的排列在立面之上，而建築的大門則被放到柱子形成的走廊之後。從外面看來，整個立面被一排柱子抽象化起來。Altes Museum  是普魯士 (Prussia) 第一所公共美術館。當時社會的資產階級日漸強大，開始追求有文化涵養的生活。普魯士皇室為了滿足民眾的需求，於是開始投入資源去發展公共建築。當時流行於皇公貴族之間的古典建築風格便慢慢流入了公共建築的領域，並由不同國家的建築師在各地的項目中發揚光大。英國丶法國和德國的新古典主義建築於此時互相影響。建築師以古希臘的建築元素或古羅馬的公共建築作為參考，替新興的民族國家的建立一個共同面貌和文化主體性，替她們的「公共」 (public) 建立一個有代表性的形象。古希臘建築風格作為一個現成的符號系統，能代表其民族繼承了歐洲古典文明大統。於是乎仿古希臘建築樣式的新古典風格 (Neo-classical Style) 便成為了這些國家的民族風格，被廣泛地用於公共建築之中。

新古典建築風格對殖民地的文化植入

由早年西班牙和英國對美洲進行的殖民統治中，我們可以看到殖民者了解到可以利用建築設計去達成殖民統治的目的。殖民統治者首先需要建立的，是殖民者和原居民之間的權力階級。歐洲風格的建築在殖民地並非純粹為了仿照殖民者家鄉的面貌而建設，而更重要的一點是為了對原居民土地和文化的佔領，透過建立文化的優勢定下一個強力而不可逆轉的結論。殖民統治者於是便將歐洲建築的風格硬生生地植入原居民的土地之上，達到完全征服原居民的土地和文化的目的。他們透過建築向原居民展示出歐洲殖民統治者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建立文化的優勢，希望原居民受到他們的軟實力所感動而乖乖的接受統治。殖民統治除了為了爭奪原居民的資源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擴大歐洲本土已經飽和的市場去確保資産階級的利益的增長。除了殖民地外，部分亞洲國家亦希望透過吸收西方文化去改革國家。例如日本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明治維新以後，派員到海外留學，學習西方文化。及後建立的東京大學建築學系，便培訓了許多擅於以新古典主義的風格處理建築設計的本地建築師，例如岡田信一郎丶渡辺節等建築師。前者更因為擅長以混凝土模仿以石材建造的建築裝飾而得到「樣式天才（様式の天才）」的稱號。與此同時，在歐洲殖民地如星加坡丶香港，以及中國大陸的對外通商口岸如上海丶廣州等地，歐洲商人和政府機構紛紛設立辦事處，於是開始出現對歐式建築的需求。例如在上海外灘，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出自歐洲建築師手筆的作品。如果大家細心觀察，就可以看到外灘十里洋場雖然都是歐式建築風格，但當中其實有很多細微的分別。雖然新古典主義同樣參考古希臘或古羅馬風格，但經過多年的發展後，各地建築師都會在原來的樣式中加入自己的創意以及本土特色，例如巴黎學院派的 Beaux-Arts 流派，以及混合巴洛克建築元素的新文藝復興風格等等。這些雖然都屬於歐洲傳統的建築風格，但各流派其實有著自己的主張和特色。幾乎整個十九世紀關於建築的討論，都是圍繞應該以哪一個風格去設計建築的問題。如果「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那麼十九世紀的建築歷史同樣可以總結為建築風格鬥爭的歷史。

新古典主義在香港的演化

至於香港的歐式建築始於中環域多利監獄。其中最早興建的部分於 1841 年落成，到今天已經不復存在。監獄和舊中區警署形成一個群體。當中核心部分的營房大樓建於 1864 年，由香港第二任測量總監急庇利 (Charles Saint George Cleverly) 設計，屬於典型的維多利亞風格，設計上亦有一些為了應對香港氣候的調整。除了公共建築以外，香港漸漸亦有很多以歐式風格興建的私人建築，以滿足居港的洋人經商和消閒的需要。這些建築的設計都由西方建築師負責。其中一個經典例子就是以香港為基地的公和洋行（後來改名為巴馬丹拿集團  P&T Group)。1880 年，23 歲的英國建築師巴馬 (C.Pamer) 加入了公和洋行，為公司贏得了匯豐銀行總行的建築設計項目，其後更於 1895 年成為了合伙人之一。公和洋行的建築項目，如香港會所丶拱北行丶歷山大廈等為維多利亞城帶來一片歐洲風情。同時間，華人精英在香港社會影響力漸大。英國殖民地政府希望吸納他們，以充當殖民統治者和華人之間的橋樑。同時亦有助訓練順民，以合理化殖民地統治。當中的代表人物例如何東爵士，更是第一位獲准在半山區居住的本地人。於 1925 年動工的何東花園以歐式大宅為藍本興建，由巴馬丹拿集團設計，加入了中式建築裝飾。本來何東爵士於 1887 年已經購入地皮準備興建大宅，不過由於當時殖民地政府不容許山頂範圍內興建中式建築而被拖延致 1925 年才動工。歐式建築在香港成為了優越的身分地位的象徵。之後所謂「住洋樓養番狗」更成為香港華人社會中事業有成的代名詞。於是乎新古典建築風格中的羅馬圓拱和希臘柱式，在香港這個殖民地成為了社會地位和財富的象徵。它們的符號意義本來在於協助殖民地政府表達文化優勢，在二十世紀開始慢慢轉化為一種表達地位和財富的商品，於二次大戰後更加可以説是新古典風格元素在香港私人建築或室內設計中出現的唯一意義。八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迅速，加上裝修技術的進步，新古典建築風格的某些元素經常出現在日常家居和娛樂場所之中。例如用來收藏天花和牆壁鋪料轉角位的天花線，所用的樣式都源於新古典建築風格，再予以創作，製成的現成裝飾材料。

「土豪風」保育不如罷就

直至近年，香港人漸漸覺得新古典建築風格過於浮誇和俗氣，於是羅馬柱在香港逐漸式微。反而，某部分內地土豪卻對於古典歐式風格能夠炫耀財富丶代表「高品位」生活的符號意義大感興趣，所謂的「土豪風」便融入了不少新古典主義和巴洛克建築風格的元素，令這些風格再次被注入了新的意義（縱使這並非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於是羅馬柱在香港人的文化系統中的價值被大打折扣。古典建築風格在二千多年的建築史中浮浮沉沉了好幾回，最後一次在八十年代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的討論中出現以後便在建築界的論述中消失。近年在香港幾個建築設計項目，如新天星碼頭和今次囍帖街重建項目中再被召喚出來，亦似乎大獲負評。由此可見在設計中企圖以歐式建築風格去虛構或重建一個「舊香港」感覺的手法已經完全失效。近年香港人對保育的重視，某程度源於對自身身分的迷惑。而那些夾硬的歐陸風情仿古建築並不能滿足香港人對舊日香港風貌的緬懷，亦不能安撫對自身身分的迷網和苦惱，甚至因為和「土豪風」拉上關係而被人厭惡。現在首要討論的應該是香港的文化主體性和建築設計如何才能表達出這些文化底氣。這些不僅是建築師需要正視的問題，發展商和政府當局更加需要好好反省自己的所為，否則我們只能留連於模仿古老建築風格的「行貨」保育之中，任由我們本身已經空洞的主體性被消磨至殆盡。